1973年初夏的一个午后，钓鱼台国宾馆里会议刚散，叶剑英端着茶快步追上。他压低声音十大股票配资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这门亲事如何？”廖承志一怔，马上明白，那是小女儿荣智婉和马万祺次子马有恒的事。
说来有点戏剧味。一个是“红色资本家”荣毅仁的掌上明珠，一个是澳门知名实业家马万祺的大儿子。两人同在暨南大学读书，经同学撮合，很快看对了眼。可那年头身份特殊、风声紧，年轻人心里没底，父辈更担心牵连——毕竟一个家在上海，一个根在澳门，稍有不慎就可能惹非议。
叶剑英认识马万祺很早。五十年代他在广州任职时，马万祺常带儿子拜访。马有恒住到叶家时才十来岁，叶剑英见小伙子聪明懂事，常拿《孙子兵法》当练习册，“兵天地人和，做生意也一样”，一句玩笑当年听来轻松，现在想来却是提醒。
荣毅仁与中央领导的交情，则要追溯到1949年上海解放。那年许多工商巨头纷纷外迁，荣毅仁却顶住压力留下，一句“厂子在，工人就有饭吃”赢得周恩来的认可。1950年，周恩来在中南海设宴招待党外人士，荣毅仁被安排与总理同桌，那是他们第一次长谈。两人聊到深夜，话题从纺织机械一直延伸到国际棉价，周恩来一句“新中国也要世界价格”让荣毅仁热血上头。
1959年纺织部缺人手，张琴秋受命邀他进京。荣毅仁刚到北京，周恩来就提出“半年北京、半年上海”的灵活安排，却被婉拒——“既来之则安之。”这份爽快后来成了圈内佳话。同年，夫人杨鉴清也被统战部安排到全国工商联，夫妻二人从此扎根首都，常被朋友调侃“半个干部”。
六十年代，叶剑英赴无锡开会，下榻荣家旧宅改建的锦园宾馆。听说太湖饭店的前身是荣家自办的纺织学院，他感慨：“有人把利润投向海外，他们却把钱投向学校。”一句话在场干部心里都亮堂——荣家和一般资本家确实不同。
正因彼此欣赏，叶剑英得知小辈相恋后格外高兴。可他也清楚，“大时代”里的小婚事没那么简单。于是才有了钓鱼台那一幕。廖承志领会，第二天便向周恩来汇报。总理听完，微笑着只回两句：“叶帅赞成，我当然同意。”
“我赞成”这三个字成了定心丸。随后，马家、荣家在北京饭店订婚，百余宾朋到场。现场不设舞台、不放音乐，一切从简，却热闹得很——有人说像战友庆功多过办喜事。叶剑英出现时，马万祺当众举杯：“今日一谢叶帅，再谢中华。”众人会意，掌声此起彼伏。
婚礼之后，两个家族往来更密。叶剑英常在院子里垂钓，钓到鲫鱼就让警卫送去荣家；荣毅仁带上海点心登门回礼，连包装纸都写着“太湖风味”四字，颇有幽默。
1976年，周恩来逝世。追悼会结束那晚，荣毅仁回到家，独坐到天亮。他对子女说的唯一一句是：“忘不了那碗热汤面。”说的是1950年周恩来深夜送来的夜宵。情谊，从来落在细节。
两年后，改革开放声响彻大江南北。叶剑英几次把荣毅仁叫到办公室：国家缺外汇、外资也缺渠道，得有人试水。荣毅仁明白分量，当即表示“干脆成立窗口公司”。1981年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挂牌，他担任董事长，这一步后来被经济学者视为中国吸引外资的起点之一。
再回头看那桩婚事，像是一颗钉子，悄悄将上海、北京、澳门三地联成一线，也把民营经济、爱国统一战线和国家发展绑在一起。有人说是巧合，其实更多是时代选择——需要有胆识、有信誉的人站出来，偏巧荣家、马家都在。
至于当年的新人，如今早成了事业有成的中年夫妇，低调行事，很少在公开场合提起那段往事。只有朋友偶尔问起，马有恒笑说：“若没有老一辈支持，恐怕还在校门口徘徊。”话不多，却足够说明一切。
历史经常通过婚姻、饭局、甚至一碗汤面露出细微端倪。1973年的那场姻缘，看似家务事，实则映出新中国统战工作的柔性力量，也折射出国家对民营经济的包容与期待。叶剑英一句“我赞成”，周恩来一句“我同意”，为两位青年铺平了道路，更在无形之中为后来经济布局埋下伏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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